823、《新唐书苏毗传》

820、党项“羌”

当晚，慕容天水回到官署，找来史书，开始对周边部族进行细密研究。这一回，他决意一定要把这西域大漠上的部落民族了解透彻，以便发掘它们之间潜移默化的关系从而运用使之走向团结统一。

至于吐谷浑，慕容天水已对这个混合民族国家有深刻的了解。接下来他所看到了，便是羌人的游牧文明。

在汉文史籍中“羌”或“西羌”有较宽泛的含义，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羊部》中写道：“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又记载说：“羌，丁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羌人的活动早在商周时代即有甲骨文、金文记载。羌人还是黄河流域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至两汉时期羌人势力增强，活动频繁，尤其是东汉时期，羌人的反抗常常使东汉王朝穷于应付。羌人又往往与匈奴人（即胡人）联合起来，切断汉王朝与西域及中亚地区的丝路贸易，阻碍商道畅通。为此，两汉王朝在出兵西域、苦心经营的同时，也多次对羌人发动战争，并设立河西四郡，阻绝羌、胡交通，这种相互争夺的局面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西汉在西域的经营与管理却是很成功，丝路一直畅通无阻，但东汉就相对严峻，有所谓“三绝三通”之说。西羌人经过东汉末的起义与被镇压后，很大一部分人定居于甘肃地区，后来有的还建立了政权，如南安羌所建立的后秦（姚氏）政权。另一部分则西迁南迁，在青藏高原创造自己的文明。于是在汉文中就有羌即藏的说法，从民族成分的基本构成上和文化风貌上说吐蕃即羌，这种说法是有其一定的道理，象雄人、苏毗人也与西羌人有关或直接是羌人。吐蕃文化”之中，决定了吐蕃文明的基本特征。

党项人是西羌人的一支，而西羌人很早就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但隋唐之际党项的兴起却与宕昌与邓至二羌的活动有关，故《旧唐书》说，党项羌在古析支（青海河曲）之地，汉西羌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中原），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开始强盛。宕昌羌活动在甘肃陇西羌水（白龙江）一带，风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及殳羊毛覆盖。其国内没有法令，又无赋役。只是当战斗发生时，才相与屯聚。平时各事生业，互不来往。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猪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媳等为妻。俗无文字，但侯草木荣枯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神。北周保定四年（564年）被北周大将田弘击灭，后来在此设置宕州。邓至羌活动在今川、甘间的白水江及岷江上游地区，中心约在今四川省西北部的南坪县。传说因为三国时蜀国大将邓艾曾至此地，遂名之“邓至”。唐代的交川郡（四川松潘）之南，通化郡（四川理县通化）之北，交川、临翼（松潘、茂汶间）、同昌（甘肃文县西）等皆为其地。其风俗习惯与宕昌羌相同。他们都役属于吐谷浑。

西魏末年平定邓至羌，立宁州，后改为邓州。除一部分定居内地州郡外，绝大多数人纳入兴起的党项人之中。《隋书·党项传》说，党项东接临洮（甘肃岷县）、西平（青海西宁），西拒叶护（突厥），南北数千里，处于山谷间。唐代时对其范围的了解更加明确：东部至于松州（四川松潘），西接突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亘三千里。西南绵亘数千里与附国相连，中间还居住着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舂桑、利豆、迷桑、婢药、大峡、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等没有“大君长”的众多部落，他们的风俗皆略同于党项，或者役属吐谷浑，或者归附于附国。

党项是一个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组织，《旧唐书·党项传》称：“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主要有八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即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又作野律氏、野利氏）、房（犀）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和雪山党项，前者居于河源郡（青海兴海）一带，后者姓破丑氏，因居于雪山（大积石山）之下而得名。党项人主要从事畜牧业，《旧唐书·党项传》称其“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生活环境相对险恶，人们以畜养牦牛、马、驴、羊为食。以产牧为业，所居无常，依随水草。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是为相对固定的住牧点。有饮酒习惯，“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男女皆以裘褐为衣，仍披大毡。党项人俗尚武，没有法令赋役，不事产业，好为窃盗，互相劫杀。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然是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杀仇人而后恢复常态。人们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神。在婚姻方面，与宕昌羌一般无二。在中原人眼中，“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蒸亵，诸夷中最为甚。”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孙不哭，少死，则曰夭枉，乃悲。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