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9 孙思邈

太白山脚下有一座小镇，镇子不咋大，却是十里八村唯一的集市所在地。 周围山村的百姓，会把自己用不到的商品拿到这里出售，然后换取生活所需。 很多时候大家甚至都是以物易物。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大唐闹钱荒，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严重不足。 只有大一点的城市钱币购物才是主流，县城以下多是半数用钱半数以物易物。 在偏远一些的地方，以物易物更多一些，或者用粮食布匹作为一般等价物。 不过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来说，影响到也不是很大。 反正这一片的百姓自得其乐，日子过的还算平稳。 每逢初一十五小镇就会有大集，赶在这两天的原因比较复杂。 一来和朝廷的人口管控政策有关，没有正当理由百姓是不允许随便出村的。 啥？你要赶集？别急，等初一十五大家一起去。 二来外地的商人也会在这两天来到这里，带来更多的商品。 同样的，这些外地客商也会采购很多货物，价格也会略高一些。 百姓们有了什么比较值钱的货物，比如山上的野味儿，一些草药之类的，都会集中在这两天过来售卖。 这天又是十五，周边村子的百姓天不亮就起床往这里赶。 这会儿可没车赶集全靠步行，离的稍微远一些的，必须要早早出发才能赶在晚上回来。 否则就会变得很危险，这种危险不是来自于贼寇，而是衙门。 这里介绍一下唐朝的人口管控政策。 在宋朝之前，国家对基层的管控严格到变态的地步。 就以汉唐为例，乡村干部多的令人瞠目结舌。 乡里的官吏包括乡啬夫、乡左、乡三老、乡干、乡司、游徼、里正、里胥、里尉、里魁。 里治中、里父老、里祭酒、里祭尊、里长史、社长、亭长、鼓史等。 还有邻长、伍长这种村小组一级的干部。 这么多官吏可不是摆设，而是用来管理基层百姓的。 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的村子是有围墙的。 人们统一出工统一收工，村干部也就是邻长、里胥等人，坐在门口监督百姓。 早上检查有没有人没出去干活，晚上看谁没回来。 而且干完一天活回来的时候还不能空着手，必须要砍一些柴回来。 到了冬天百姓也不能闲着，女子一个月纺织的工作量，要相当于农忙时期四十五天的工作量，还要相互交流技术经验。 是不是觉得这个制度很熟悉？ 别误会，这不是集体制，而是体现国家对乡村的管控到了多么变态的地步。 可以说普通百姓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管。 还有就是，我们习惯性的以为，中国的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以血缘、姓氏为基础汇聚而成。 乡村被广大宗族所控制，以至于有了皇权不下县的说法。 事实上并不准确，以姓氏、血缘形成村落的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悠久。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宋朝之前，国家是严禁百姓以血缘、姓氏为纽带，大规模居住在一起的。 世家贵族可以同姓居住在同一个广阔区域，普通百姓不行，防的就是地方形成宗族势力。 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世家贵族，在这一点是利益是一致的。 为了统治，他们会人为调整百姓的居住地点，把一些人口多的家庭打散安置在不同的村落。 一个村落百十户人家，往往会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姓氏组成。 根据出土的敦煌文书记载，直到唐朝末期中国的乡村还是多姓杂居。 到了宋朝，因为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发生改变，商业也逐渐发达起来，国家对百姓的人身禁锢进一步松解。 随着书院的普及，知识流向民间读书人的数量增多。 而读书人是需要游学的，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对人身禁锢的松绑。 村子的围墙也在这个时候被拆除，百姓可以自己决定今天是干活还是休息。 想赶集就去赶集，想走亲访友就去走亲。 但因科举大兴，另一个阶层应运而生，那就是地方士绅阶层。 士绅阶层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曾经的世家大族，他们的影响力只在本乡本土，到了县城就不好使了。 可当无数士绅诞生之后，乡村就被彻底割裂出去，在广大乡村形成了以宗族为单位的村镇。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熟悉的，以同姓或者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村镇。 即便如此，直到明清时期，以同姓或者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村庄才普遍存在。 而以上这些知识误区，都是清末民国时期才形成的。 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很多东西只能根据清末时期的社会现状进行推理，难免出现谬误。 后来国家富强了，有能力对古代历史进行科学考证，再加上大量古籍的出土，才还原了古代的真实情况。 …… 此时才是初唐，人口管控非常的严格。 当初陈景恪还是靠着医师的身份，才获得了相对自由。 毕竟国家管控在严格，有些职业还是具备一定‘特权’的。 比如读书人游学，医师游医，商人游走…… 当初他手中就有一份当地衙门给出具的身份证明，表明他医师身份，各路官吏不得刁难。 后来也是靠着这个身份证明，才从老家逃离进入长安。 否则一个普通百姓想跑到长安去，纯属想多了。 路上有无数的人查看身份证明，就连住店歇脚、乘车乘船，都需要身份证明。 衙门会不定时对客栈、车船等进行突击抽查，如果发现有身份不明人员，直接就当成逃犯给抓起来。 店主和车船主人也要跟着受罚。 晚上在外面逗留尤其危险，一旦被官吏抓住，不分青红皂白先是一顿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