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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援朝抗倭(二十)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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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历史上高淮乱辽,光是《神宗实录》里记载的各路弹劾就有一大串,结果闹了那么久才算是终于逼皇帝把这厮召回了——注意,还只是召回,可见要处置他有多难。

然而高务实此时却说“除一高淮,如屠一狗尔”,这怕不是有些膨胀?还真不是膨胀,高务实要除一个高淮,还真就“如屠一狗”。

这就要说到有明一朝政治体系之下的各方权力变化了,不过这个问题前文已经说明过,这里不必重复,只说当前的权力格局以及背后的法理基础。

总的来说,历史上大明近三百年的历史,几乎可以看做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史,帝王在与文臣之间为了国家真正的统治权而不断拉锯、寻找平衡。从最初的朱元璋强势皇权,到张居正“吾非相,乃摄也”的巅峰相权,都真实的反应了这一争斗的转变。

那么,宦官呢?宦官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宦官的权力变化,见证了皇权与相权之间实力的变化。

因为朱元璋的原因,明朝在开国初期,受到强势皇权的影响,国家政治清明、军力强盛。但到了成祖朱棣时期,受制于帝王本身实力的差距,开始寻求文臣的辅助,而为了避免文臣所代表的相权提升影响皇权,便同时采取了勋贵阶级与宦官势力共同来辅佐皇权。

本来,出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这么做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土木堡之变后,勋贵的集体陨落造成文臣一家独大,进而形成了大明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国家对地方的掌控出现问题,财政日渐窘困。

为了对抗相权,一代代的明朝皇帝开始不断增加宦官权力来制衡文臣,只不过他们当时可能没想到,到了崇祯皇帝时,这套办法被圣君崇祯给玩脱了。

这位圣君果断出手,生生把维护皇权的宦官势力连根拔起,相当于自己先把自己砍成废人,再跑去问文官说“现在你们该忠于朕了吧?”——红色毛熊解体后的休克疗法对此直呼内行,真休克了。

不过毛熊虽然休克,人家好歹有数千颗核弹,旁人去悄悄捡便宜还行,直接过去明抢那还是怕的,万一毛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同归于尽,那场面就难看了。但是,你大明又没有核弹,休克过去了自然就有人过来摸尸体喽。

这样一看,局面其实是这样的:早前宦官没什么用,朱元璋根本不需要用他们;后来朱棣比朱元璋差点,但只要借力于勋贵,依然不太需要宦官;朱棣之后因为土木之变,勋贵名存实亡,只好把宦官找出来顶上。

所以,皇权与相权之争虽然是根源,但其表现则是宦官与文官之争。勋贵一开始挺重要,后来由于自身衰败,便逐渐退居二线去了。

那么,勋贵真的就没有用了吗?那也不见得。之前就说过,大明朝的勋贵、文官、宦官三者之间有个隐藏关系:勋贵怕文官,文官怕宦官,宦官怕勋贵。

这不是下棋一般的绝对克制,但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有表现,比如魏忠贤号称九千岁的时候完全称得上权倾天下,但对于定国公完全不给他脸面却毫无办法,这就说明其中必有缘故。

这些顶级勋贵为何连九千岁都敢不放在眼里?乍一看似乎是因为勋贵世袭罔替,是君权本身的衍申,也必然依附和支持君权,故皇帝与他们本质上是盟友关系。而宦官的权力虽然也是君权的衍申,但他们与皇帝却不能算盟友,他们只是皇帝的仆人,这是主仆关系。

仆人可以想换就换,反正多的是人愿意来做这个仆人,皇帝挑选的余地非常大;勋贵却不能想换就换,皇帝再怎么想换,可人家家里够资格的人太少,可挑选的余地太逼仄了。

这就是身份地位的真正差距所在——可替代性不同。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勋贵因为一场土木之变就不能压制文官了,而宦官却能压制文官呢?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力量差。

早前勋贵能压制文官,靠的是掌握武力,土木之变导致勋贵掌握的武力几乎灰飞烟灭,战功建立的威望也不复存在,自然就弱势下去了。

宦官能压制文官靠的当然不是武力,而是不受文官制约的监督权——厂卫。厂卫的监督权直到崇祯作死之前,一直都是保持得比较完整的。

即便是文臣子弟大量恩荫进了锦衣卫,宦官也没有丢失这种权力,因为东厂能监督锦衣卫,而文臣子弟并不会被恩荫进东厂且成为主导——废话,东厂提督只能是内臣,恩荫你去当太监,这你都能答应?

但是无论如何,即便勋贵们失去了武力——甚至正因如此,其在皇帝心目中也就变得更加单纯,至少他们肯定不会造反。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又拥有名义上不容更改的政治地位(祖制),皇帝自然会对他们报以最大的宽容。

于是,他们在宦官眼里就无敌了:人家自带忠诚BUFF,宦官手里威力最大的监督权直接宣告失效;人家地位尊崇,世袭罔替、与国同休,而宦官不过皇帝家奴而已,人家要真是火气上来,直接拿鞭子抽你这“阉竖”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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