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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戚继光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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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诚和申时行商议的内容,高务实毫不知情,直到申时行一行人回京,双方都没有任何实际性的举措,确切的说他们连交流都没有。

申时行历来是一个极其沉得住气的人,他作为高务实名义上的“座师”,这么多年来看多了高务实不动声色除掉对手的戏码,自然深知高务实的厉害,要对这样的人下黑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初余有丁暗中插手张鲸与刘守有针对高务实的计划,以堂堂阁老之尊都差点把自己搭进去,这件事给了申时行足够的警醒,所以不到万事俱备,他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再说,这样一个计划,不知道有多少前期工作要暗暗进行,现在离时机成熟还远得很呢,有什么着急的?按部就班一处处打下埋伏才是正理。

况且,要让计划中的那场仗打败虽然容易,但这里头也是有好几个难点的,必须全部解决了才能行动。

比如说,这场仗一定要让高务实亲自指挥,或者说至少要让他亲自挂帅,否则就算最后真的打败了,可那主要责任也不归他啊!这就得提前确定办法,到时候要能确保一定会由高务实亲自去领兵。

又比如说,怎么把这场败仗“利益最大化”——之前已经分析过,高务实本人就算吃了个大败仗,也未必会一蹶不振。更大的可能性是皇帝会念旧,届时给他个不轻不重的处罚就过去了,多半还会让他“策励供职”。

皇帝的这种处置,对于大勋贵、大宠臣而言实在是经常出现的结局,高务实有足够的资格享受这个待遇。所以这一波预想中的失败,只是打破了高务实战无不胜的神话,让他在皇帝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出现动摇,但肯定罪不至死,甚至连东山再起都谈不上,只是反省一下就完事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心学一派谋利呢?这就需要他申时行这位首辅好好策划周详,到实学派因为高务实之败而阵脚大乱时,他这边再突然出手,为心学派获取最大的利益。

这显然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每一件都是计中计,又由计中计组成连环计。他作为总设计者,自然要仔细一些,不仅不能盲动,甚至还要在不走漏风声的前提下完成布局。

申时行没有任何反应,甚至都没有在内阁问起前几日“平台召对”的事,高务实也就慢慢放心下来。他暗地里估计,可能是因为大舅的离任比较突然,申时行属于匆忙接任,可能也没做好全面冲突的准备。而以申时行的性子来说,既然胜负难料,那肯定就要拖延下去,慢慢累积获胜的几率。

高务实的这个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申时行确实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从之前他没有亲自插手张鲸、刘守有的计划,而是让余有丁暗中操弄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这也符合申时行在原历史中的表现。在各类史书——无分正史野史——几乎都一致认为申时行首鼠两端、八面玲珑。连跟他关系不错的王世贞,在《首辅传》里也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称他“富有积蓄,不近悬崖,不树异帜”。

不近悬崖,这个说法是很微妙的。

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所以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不近悬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褒义的词汇。然而王世贞毕竟是后七子之首,独领文坛风骚二十年的大牛,他的用词显然有深意。

深意在哪?

在于君子虽然不立危墙之下,但那只是君子平时的存身之道,实际上君子也应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往直前。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君子究竟什么时候该“不近悬崖”,又什么时候该“虽千万人吾往矣”。

什么时候呢?义之所在。

倘若只是寻常时候,那当然该“不近悬崖”,但如果是义之所在,君子就应该“虽千万人吾往矣”了。

可是,王世贞绝口不提申时行有过如此“豁得出去”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王世贞其实是暗暗点明了申时行并无过人的勇气这个巨大的缺点。

之所以只好暗暗点明,无非是因为双方关系还不错,不好明言罢了。

因为这些原历史中的记载和分析,高务实并没有太在意申时行的“无动于衷”,只以为申时行不想这么快激化矛盾而已。

高务实觉得申时行这样虽然不是最好,但也还算不错。只要他不选择改弦易辙,把之前实学派所推动的改革取消,开历史的倒车,那么他还是可以容忍这位申元辅的存在的。

反正他一贯的态度都是明确的:只要你不惹我,不阻拦我改革,那么基本上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忍一忍。

笑话,那些勋贵他都能忍,甚至还能想法子把他们拉去一条适合他们“改邪归正”的正道,那么其他人他又有什么忍不了的。前提就那两个:别来惹我,别拦我路。

所以,申时行不动,他也就懒得去管。他近来一直忙着禁卫军的组建工作,戚继光虽然人还没到,但一直在和他书信交流。双方把编练禁卫军的一些构想和注意事项都在书信中交换了意见,基本上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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