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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 辅弼〔十〕内阁“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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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拜别皇帝,回到内阁。他刚要进大通房,便见到大门口站着一位三旬年纪、服青袍、绣白鹇的官员肃手而立。高务实正觉眼生,想要打量一番,却见那青袍官已经主动上前参见道:“下官李之藻,奉命前来为元辅洗笔。”

高务实这才想起来,因为自己身边的观政进士熊廷弼已经外派,现在身边没人可用,因此吏部尚书陈于陛早就私下底向他了解,问他想要在身边配备哪位年轻官员,而当时高务实就主动点了李之藻的大名。

不过这里有个新词,就是李之藻方才所谓的“为元辅洗笔”。“洗笔”这个词有多新呢?答案是就在高务实当了首辅之后才出现。

或者换句话说,李之藻就是大明朝第一位正经被称为“洗笔”之人。不过请注意,“洗笔”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就如同内阁首辅不是正式的宰相一样,“洗笔”这个词是如今京师官场因为高务实的习惯而被动产生的。

本书很早之前就对“何为宰相”做过一些描述,其中采纳了后世主流的定义:“根据我国两千多年的宰相历史,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必须拥有议政权,以及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

为啥要从这里说起呢?因为明后期内阁首辅有好几位都是权势滔天,以至于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首辅真的是宰相的变体,但这个结论其实是不成立的。

根据上面这句定义,简而言之就是宰相除了拥有议政决策的权力,还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第一点不用说,因为票拟问题本书多次强调过了。这里重点谈谈第二点,也就是所谓的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

这个限定条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第二个限制标准,那么几乎所有可以影响皇帝决策、对军国大事有建议权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宰相,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梳理下历史,唐以前的宰相机构大致是西汉的丞相府、东汉的三公府、魏晋南北朝的尚书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丞相府和三公都可以开府置官属,宰相机构丞相、三公府亦或是尚书台,其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而宰相是行政机构的长官。

谈论宰相,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宰相本人,也需要重点关注宰相所在的行政机构。所谓“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在尚书省体制下,是通过尚书符指挥监督地方;在中书门下体制下,是通过牒指挥天下节度观察等州府。

唐开元年间,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中书门下置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中书门下体制自开元一直延续到北宋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后恢复三省建制,南宋后恢复一省制,无论是金代的尚书省抑或是元代的中书省,封建王朝的宰相机构都是依托公府、三省(中书门下体制可以看成是特殊的“一省制”)而运行的。这些公府、三省下都设置有大量的曹司(或者某某房)等具体处理庶务的机构,和后世国W院下设某某部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关键来了,有明一代的内阁,其与六部的关系并不是尚书都省体制下都省和六部的关系,因为内阁没有下设任何可与六部对接的各种相关的职能部门,所谓的“内阁领导六部”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

而且内阁也不能像尚书省通过尚书符、中书门下通过敕牒指挥地方——这一点前文也多次说过,首辅往往需要靠私函,也就是写信来告诉地方大员该怎么做。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即该地方大员如果不听,至少理论上这位首辅也没法因此给他定罪——你只是私下和我交流,又不是行政命令,我干嘛非听不可?

由此可见,有明一代的内阁首辅似相而非相,其“相权”缺乏制度确认,也缺乏相应的办事机构,只是一个瘸了腿的宰相。然而问题是,即便从后世的发展来看,“行政首脑”这个职能也不可缺席。哪怕你皇权再盛,皇帝本人到底是没法干好这个工作的,必须有个官僚体系的一把手才行。

高务实有心改变这一点,但他很清楚,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否则万一被六部或者其他什么人跳出来拿朱元璋的话来硬怼,那他高元辅脸上就不好看了。

他的思路还是一贯的,一步步来推进,先期动作的幅度要小一点,然后慢慢如温水煮青蛙似的逐渐加大火力。

他先以熊廷弼为第一步试探。在高务实做首辅以前,观政进士在内阁的工作……直抒胸臆一点就是端茶送水,字面意义上的那种。

可以这样说,观政进士单纯就是在阁老们身边“看看”,极少数的情况下——比如你跟的那位阁老挺喜欢你,那么或许人家会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考校一般的让你参详一番,这基本上就是极点了。

因此,观政进士的“观政”更多在于混了个资历,证明内阁对你有一定的认可,你算是“储相”之一了。

而高务实对熊廷弼的使用显然打破了这一常例。熊廷弼在“高元辅的观政进士”任上就经常代表高元辅去六部、都察院等衙门传达元辅的意思,甚至还有权对高元辅的命令做出一定程度的解释、补充。这就很不一般了,远非过去的观政进士可比。

很显然,熊廷弼作为高务实的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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