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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五章朝廷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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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一日,大朝,太尉刘裕奏《八项事宜疏》。黄门侍郎羊欣大声宣读刘裕的奏疏,刚念罢

“燕国既平,变民被灭,休泰之机已显,臣上疏陈便宜八事:其一,试行土断。请于扬州境内试行土断……”

土断是朝廷为了解决侨置带来的问题推行整理户籍、重新调整郡县的一种手段,主要是居民不分侨、旧,一律按所居郡县编入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清理隐匿的漏户,把逃亡的农户和豪强阴蔽的私户重纳为赋役的对象。

土断一说是西晋司空卫瓘所提出,最初的目的是依照汉代的乡举里选法,使举善进才,纠正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东晋建立后,设立了诸多侨州、侨郡、侨县安置流民,这些人称为侨人,户籍有别于当地百姓的黄籍称白籍。白籍不算正式户籍,好处是不用承担国家调役,不过这些侨人要被招募参与北伐。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侨人分化成两极,王谢这样的上品门阀主政朝堂,占用田园山林,而多数无产的百姓不得不沦为部曲、佃客,或者开荒成为自耕农。

南下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因为权力爆发矛盾,南北百姓也因朝廷的赋役政策不同而引发侨旧矛盾,为躲避朝廷税赋,不少南方的百姓索性依附在门阀门下。

这样一来,门阀士族大量地侵占土地、隐匿户口,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收入。于是东晋朝廷分别于咸康十年(341年)和兴宁二年(364年)进行了咸康土断和庚戌土断,效果明显。

特别是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大大地提高了东晋经济、军事实力,为北伐筹集了资本,甚至为后来的淝水之战奠定了基础。

桓温逝后,庚戌土断被废止,门阀士族再次大量地侵吞土地,而司马元显因为建康兵力不足,征调江南“免奴为客”者进京服兵役的诏书引发了孙恩之乱,加速了晋王朝的毁灭。

交州地处偏远,朝廷官员多不愿去就职,朝廷对他的管辖十分有限。原交州刺史杜瑗逝后,交州官吏以交州离建康万里之遥,刺史之职不应中断,推举其子杜慧度代管交州事务。

虽然郗恢是尚书左仆射,其实已无多少话语权,更不用说祠部尚书阴友齐,便连琅琊王司马德文对刘裕的决定亦难以反对,郗恢等人对杨安玄的助力越来越弱。反而是曾安与一批低阶官员关系密切,容易得到一些不引人注意的消息。

这三人是杨安玄在朝堂上最大的助力,但随着孟昶身死,刘毅败贬,刘裕升任太尉,朝堂门阀随风使舵,逐渐向刘裕靠近。

只是这八条触及门阀世族的利益,刘裕能否如愿还在两可之间。郗恢透露,琅琊王有意向各方镇刺史询问改制一事,他受不少门阀委托,请杨安玄向朝廷谏言缓行

丹阳尹郗僧施心中盘算,这条限制各州官吏将领的人数,恐怕是针对豫、江刺史刘毅而来。雍兖梁司青五州被杨安玄把持,朝廷几乎插不进手去,官俸也不用朝廷供给,每年还会上缴国库数十万石钱粮,置将设官之事朝廷难以约事。

从内心讲,杨安玄赞同刘裕的八条改制,自问没有刘裕这种义无反顾的决心,当然这与刘裕携伐南燕、灭卢循之威有关,包括琅琊王在内的朝堂大臣不敢出言反对。

向晋脸色一白,急声道:“杨刺史,土断影响甚大,还望三思而行。”

杜慧度斩杀卢循后,朝廷授其使持节、督交州诸军事、广武将军、交州刺史,赐爵龙编县侯。杜慧度向朝廷进贡大象、金银、古贝等物,表示恭顺之意。

九品中正制设立之时,要经过策试取用,后来策试这关不了了之,各地举荐的秀才、孝廉都被世族子弟占据,名不符实。

礼曹掾向晋关切地道:“刘太尉这八项事虽切中要害,但操之过急,愚以为刺史应该向朝廷谏言,循序渐进才好。”

“其八,发展商业。凡官府购置物资,皆到市场买卖,照价给钱,不得征调;不得征用百姓车牛,减少关卡繁杂税项,鼓励各地通商。”

从所奏八条来看,刘裕看到了晋室的积蔽所在,想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制,若是不论其最终的目的,这八条顺利施行应该能改善社会现状,让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得到生息,恢复晋室元气。

将抄录的《八项事宜疏》分给王镇恶、辛何等人观看,杨安玄把郗恢让他谏言缓行

杨安玄欣然道:“愚倒是有意借刘太尉行改制之机在雍州推行土断。”

杨安玄心中暗叹,向晋、钟援等人出身门阀世家,站在自身的立场上自然不愿看到士族受损。自家牢牢掌控雍州,提及土断尚且遭到僚属反对,可想而知刘裕在朝堂上的阻力有多大。

王镇恶笑道:“朝廷的旨意还未到,先不用急,等等再说。”杨安玄听懂王镇恶的意思,是等暗卫将京中风向探明。

等到众人散去,王镇恶留了下来,对杨安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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