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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二章 朕这一生的成就,全靠自己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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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古在反对什么?其实他在担心新政在剧烈的冲击下化为乌有,一如王安石变法,如果张居正的新政崩溃了,大明的新政就会墙倒屋塌。

王崇古在提醒陛下,任何政令都是需要人去实现的,大明的行政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

权力,没有那么的神秘,掌握的信息越多,对下的‘实质权威’就会越多,掌握信息不够清晰,对下就只有‘形式权威’,由于信息的复杂,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导致各类的事务界定的边界模糊,所以才会出现高度人治的‘一把手负责’制度。

在地方,是巡抚对主要大事一体负责,倭患虏入民变,在朝廷,就是皇帝对大明的兴衰荣辱一手负责。

而一把手承担全部责任就会出现专权,而专权就是权力,权力必然滋生腐败。

实质权威、导致一把手负责,催生专权,滋生腐败,这是所有官僚制度的必然弊病,或者说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没有人可以逃脱,大到国朝,小到商行、商帮、工坊、每家每户,都是如此。

当下大明很少有女工,那么家庭中所有责任都由丈夫去承担,家庭的一切生活开销、子孙后代读书识字、家族的开枝散叶等等,妻妾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外信息了解模糊,那丈夫在家庭中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威,才会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这也是妾室、外室当牛做马,名为伴侣实为奴仆关系的原因。

而正妻至少拥有公序良俗和律法上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可以对妾室外室生杀予夺。

王崇古必须要说服对下积极了解信息、已经形成实质权威、大明兴衰荣誉完全肩负、有能力有实力负责、拥有完整皇权的陛下,否则还田法这么大张旗鼓的搞起来,大明必然千疮百孔。

王崇古在大声的告诉陛下,大明现在没有基层组织,还田疏根本无法实施,政策是需要人去实现的,不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袖手空谈政令,是水中月镜中花。

维持现状,是最好的办法。

“你说得对。”朱翊钧对王崇古的意见是十分认可的,大明皇权不下县,在国初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的,时光荏苒,基层组织架构的彻底瓦解。

大明的基层建设就是里甲制,在里甲制的基础上,有了黄册和鱼鳞册,里长、粮长、驿卒,就是大明的基层组织架构,这一套已经被完全破坏,里长被富户取代,而粮长成为了苦役。

粮长,洪武四年起,纳粮1万石左右的地方为一区,指派大户世代为粮长,征收和解运田粮,且要拟订科则、编制图册、申报灾歉、检举逃税、催办粮差。

这在最开始是个优差,毕竟掌握权力,就可以中饱私囊、为祸乡里,可是随着官田减少、百姓逃亡越来越多、兼并严重,粮长催办粮差,收不上来的税,就只能由自己赔付,变成了苦役后,粮长也开始逃难。

大明的基层组织,彻底瓦解。

大明现在催办粮差,多数都是由县衙的户房找人挂名粮长派出,而后带着充斥着三教九流、来路不明的衙役们,武装催收,而百姓们则拿起所有能拿起的武器,武装抗税,这种斗争一直在大明上演。

所以,地方和乡贤缙绅们是合作共生的关系,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配合纳税给朝廷交差。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纳粮,所以就只能为乡贤缙绅们大开方便之门,清丈,大家都还能够接受,确定地籍所属,偷税漏税的实在是太多,大明财用大亏,朝廷下了考成,要搞清楚有多少地,在谁手里,这说得过去。

(基层架构)

王崇古说的是有道理的,还田法最后要落到乡野之间,还田法的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它让地主富民、乡贤缙绅们自己割自己的肉,喂给过去他们可以作威作福、予取予夺的百姓,乡贤缙绅又不是割肉喂鹰的佛祖菩萨。

多数的乡贤缙绅,其实就是恶霸,为祸一方,砖瓦匠给他家修个房子,还要倒找钱,别人路过不扒一层皮下来。

这和当初贾似道搞得公田法失败和局限性是相同的,基层是乡贤缙绅,要让乡贤缙绅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所以,大司徒和少司徒说得对,要等大明京营回京。”朱翊钧对大明基层组织的败坏理解是很透彻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说要一蹴而就,张居正已经划出了三个阶段来,这三個阶段,要用十年、二十年去实现。

大明清丈,跌跌撞撞的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才算是初步完成了丈量田亩。

以《还田疏》为纲领,不断的在实践之中修修补补,完善还田疏,才是践履之实。

朱翊钧颇为确切的说道:“朕从没说过要用很短的时间去完成它,王次辅多虑了,徐徐图之。”

王崇古再次俯首说道:“陛下深谙矛盾说,对矛盾说造诣极高,人地矛盾的根本矛盾中,一旦点燃,就没有徐徐图之的说法,根本性的矛盾在点燃的那一刻,就是到最激化的那一刻。”

很多时候廷臣们都对一些事儿,避而不谈,因为只能避而不谈,否则就会出大事。

一如当初谭纶在朝日坛咳嗽被弹劾,科道言官们只不过是借着礼教森严这杆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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